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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胡弦的诗歌中，“水”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，它能够在时间与空间中自由流淌、穿梭，串联起历史的微末细节，使人们可以借助水的教诲，逐渐看清事物的多重面影，洞悉自我的生存本质。细读他的新作《水调歌头》，可见诗人把对“水”的情感寄托在以大运河为主体的中华水系之中，如“说书人”一般讲述大运河的前世今生，凝视运河沿岸的风光人情，追寻那些流淌着的运河文化。透过一系列小长诗和组诗，胡弦以其真切的生命体验，探索出一条拓展“词与物”内在联系的进阶之道。
书写运河，缘河而歌，向来古韵悠悠，余音绕梁。文人多咏叹运河历史的兴衰更替，追记运河沿线的绮丽风光。在游历运河的旅程中，胡弦也和先贤们一样展开相应的缅想。如马可·波罗、伊本·白图泰、空海这些文化使者，皆以运河为媒，探访中华文明。伍子胥、文天祥、顾炎武、沈从文、丰子恺等古今名士，也曾视运河为精神原乡，吟哦之声长久不衰。胡弦以现代人的精神回望、重塑前人的体验情境，他将一道光射入了历史的幽微深处，揣测不同代际的个体如何表述、思考乃至再现运河，从而织造出属于运河的“文化之脉”。沿着这条融通今昔的文脉，诗人渐次展现出一幅内蕴丰富的运河文化图。
与前人的书写相比，胡弦更执著于从紊乱的水纹中梳理出运河的多维姿态，它既是“浩浩荡荡，强者有力，天地震动”，又可以化作“涓涓静流，春风柔肠，软了腰身”。无论是“长河入天”“桨声灯影”，还是“山歌的水，粗陶、花布、烧酒的水”“醉了的汉子和踉跄的王朝的水”（《流变，或讲述的尽头》），都标示了运河多变的生命形态。尤其是那些琐碎、无名的事物，仿佛更能显露出运河超然灵动的一面。诗人笔下的运河是动态的，也是人格化的。作为写作者的思想之源，“运河已连通了所有河流，/以之构建我们的精神水系。”(《副歌：临流而居》）它串联起了那些遥远的经历和古老的历史，如同臂弯一样护佑着人类。诗人点出了运河与人类的同体联系，人与人的相遇正似河流交汇，而人与河的接近既是灵魂的返乡之旅，也是人与不同时间维度中的“自我”的对话。
现实中的运河或已改道，抑或支流接近干涸，但运河的生命从未消亡。胡弦笔下的运河至少具有两重生命：一重是外在的、有具体形态的运河；另一重则是文化意义上持续传承的运河精神。今天，很多地方热衷于重现运河的辉煌，建设了大量的仿古文化街区，并以运河的名义为之赋值。诗人却认为“所有重现的热闹都恍如虚构：/书店、民宿、石桥，网红打卡地。”（《秘境》）运河的生命无法被商业文化所复制，它的生命力不在于物态的风景，而是一种超越人类个体经验的神性存在，也就是以运河的意义为中心形成的话语张力。它往往悄无声息地释放着稳固的意义，如“看不见的水，在我们心中有条理地流过”（《庇护》），从而维护了我们对静谧的时间的想象，以及对中华文化之根的心灵归属感。运河不再是古今诗人笔下的客体风景，作为风景的水终有一天会干涸，而作为精神的水则如母体一般，见证并庇护着我们的生活，它拥有比人类更高的位格。
为了认识运河，厘清水面上散开的涟漪，揭示中国水系的文化殊相，胡弦选择了行走的诗学。他在徒步行旅中聆听历史的回声，默察时间的踪迹。身处岳麓书院、咸亨酒店、常熟尚湖、苏州枫桥这些现实的景观，诗人尝试开启一种差异性的物观体验方式。他谋求与前人的记忆相通，“去踉跄历史中取我前身”（《酒变》），打通了自我生命内在对话的独特通道。在《经过：从秦淮河到颐和路》一诗中，诗人展现出超拔的“造境”能力。抒情主人公每日上班路经秦淮河，都会把今人的行走纳入历史想象的情境，他向时间深处张望，感受自己将“路过不同的朝代，遇见不同的人”。这种将凡俗小事转化为独我经验的思想路径，需要具备高超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与文化感知力。胡弦还频繁写到博物馆的游历，记载了他与一个个“器物”相逢的妙缘。诸如司南、水罐、青瓷、钟、磬、沉香，均充当了诗人灵视的对象。器物从过去的时间中走来，使得诗人可以通过它们，从空无中看到有，从不会说话的“物”里听到祖先的声音。格物获得的理趣有如神灵一般，向外扩散着“一种古老、不竭的力”（《器识》）。器物传递出的声音就是运河的声音，它化作民谣、唱腔和船夫的号子，在华夏子孙心中持续演奏着，殊声而合响，异翮而同飞，形成器物、运河与人类生命的一体同构。
长诗和组诗的体式，节制、简洁的诗语，有效支撑了《水调歌头》立体的心智结构。文本容纳了诸多现实与幻觉共存的陌生化元素，它们由梦、石头、水和影子等组成。现实物象与梦幻元素交织杂糅，相互抵牾又彼此联动，抵达广博的隐喻深度，调配出繁复的玄言色彩，为运河文化构建了张力饱满的意义空间。胡弦还要启示人们：我们能够看到的河流并不能指涉关于它的全部历史，运河不断创造着意义，也在随时取消着意义，它自身仍处于意义未完成的状态。然而，运河并非没有尽头，它的终点即为大美，它高于我们的思想，哺育着我们的精神，始终引领我们保持着讲述它的欲望。
编辑：王傲霏
二审：牛莉
终审：金石开、蓝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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